隨著年齡愈來愈大，雖然是理工科出身，竟然對政治、歷史和哲學、文學等文科知識愈來愈感興趣，抓緊出差路上和工作之余的時間狂補功課。

過去兩年多的時間，讀了不少中國歷史人物傳記方面的書，比如，兩套分別由美國人和俄羅斯人寫的《毛澤東傳》、美國人寫的《鄧小平傳》、國內研究者寫的《高崗傳》、《王明傳》等等。這些天，閱讀了葉永烈于1989年就完成初稿的《陳伯達傳》，出版了多次。每次再版，都會增加一些內容，我讀的這一版共624頁，是2016年7月第一版、2017年10月第五次印刷出版的。

陳伯達生于19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惠安縣一個書香世家家庭。如果天下太平，這個從18歲開始發表作詩和小說的文學青年，很可能會成長為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和學者。 

當一個國家政治黑暗專制、官員腐敗無能、飽受列強欺凌、人民水深火熱的時候，就會有一批不甘屈服和墮落的知識分子，奮起抗爭。這種抗爭，即是為了國家前途和百姓命運，也是為了自己不愿泯滅的良知。這些星星之火，實在是國家和百姓的幸事，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希望，終將成燎原之勢。就這樣，陳伯達和其他早期的共產黨人一樣，加入了革命的洪流。盡管過程中有時右傾、有時左傾、在蘇聯留學時同情托派，但年輕的時候，他還是保持了本心，敢說真話實話心里話，做出了真實的自我。他勤于思考、勤于總結和寫作，30歲左右的時候，寫出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和著作。

陳伯達先生31歲時寫作的《腐敗的哲學》，以馬克思主義觀點論述了真理、真理與實踐、真理的標準等問題。居然和1978年粉碎四人幫之后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異曲同工。文中論述了“沒有抽象的真理，凡真理都是具體的”，“實踐乃真理的標準”，他指出：“無數的實踐，同樣地證明：各種唯心論的‘絕對觀念’和宗教上的上帝，只是某種人們寫照自己的頭腦產物，而不能轉化為人們感覺的源泉；它自己首先就要依賴存在而存在，而不能是存在轉依賴它而存在；當它所依賴的某種存在（某種社會關系）消失了的時候，它自己也就會從人們的頭腦中消失了去?！?/span>

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時，陳伯達先生在中共北方局宣傳部負責黨內刊物編輯。在運動爆發第二天從天津趕到北京，參與領導學生運動，并負責執筆起草了北平學生運動的宣傳大綱。據當事人回憶，那句流傳甚廣的“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就出自陳伯達的手筆。

1936年劉少奇同志擔任北方局書記時，提名陳伯達擔任宣傳部長，社會身份是中國大學國學系教師。和張申府一同發起了著名的以喚醒民眾抗日救亡覺悟為目的的“新啟蒙運動”。1937年，陳伯達還寫了一篇文章《思想無罪》，重申一切思想在本質上都是批判性的這一啟蒙觀點，因而成為專斷政權的掘墓人。文中還以非常欽佩的心情回憶了胡適的“五四名言”：“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奴才建造得起來的?！辈潘济艚?、才華橫溢的、充滿激情的陳伯達在“新啟蒙運動中”一口氣發表了十多篇文章，1937年由上海新知書店匯編為《真理的追求》文集，出版后在知識界影響很大。

1937年9月，陳伯達攜家人來到延安，繼續從事教學和宣傳工作。由于他國學功底和哲學功底都很好，對馬克思主義也有較深入研究，所以，不僅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而且相談甚歡、得以重用。從此，他成為毛主席手下的一支筆。在毛主席的部署和指導下，他寫作的多篇文章和著作，成為全黨的必讀書目，伴隨著并支持著我黨一路走向勝利。但是，隨著毛主席從1957年開始逐漸向“左”偏航，以至在“文革”中陷入了“左”的迷誤頂峰，陳伯達手中的筆，不再追求真理、不再表達真我，而是“忘我”地投毛主席之所好，闡述并發展了極左路線、極左理論，成了一位十足的“左”派理論家。文革中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雖升為我黨第四號領導人，終被毛主席所拋棄和鄙視，墮落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之一，成為歷史的罪人。

陳伯達1970年失勢被關押，1980年被判18年監禁，1988年9月出獄，1989年9月20日因病去世。幸虧這一年中，葉永烈先生頻繁去家中采訪他，才留下了如此豐富而寶貴的歷史資料，對我黨、我國研究文革歷史、吸取慘痛教訓彌足珍貴。但是我更愿意探究的是，一個有才華、有能力、有激情、有理想的知識分子，怎么會走到這一步？《陳伯達傳》記載的陳伯達的復雜經歷和心路歷程給我們傳遞了很多值得反思的沉痛教訓。

閱讀過程中，常常掩卷沉思，感慨萬千，時時眼中流淚，心中流血。頭腦中不時飄出幾句文字，趕緊記錄下來，算是閱讀本書的感悟，也算是對世間文人的忠告：

言不由衷、左右逢迎，上下漸失自我；

不守真心、放任私欲，進退身不由己；

權力也有、威望猶存，唯獨沒有安全；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成敗皆失自由；

隨意發揮、上綱上線，你我都是受害；

沒有民主、只能站隊，對誰都是悲??；

實話不容、真人難處，身邊盡剩奴才；

沒有領袖、不樹偶像，才有真實個人。

（于2018年10月20日星期六晨）